重尋音樂的感動

文章刊於2016年5月《明報月刊》

對於一個香港藝術節的「節迷」,欣賞了一屆節目,就會期待下一年。期待了這麼多屆,年復一年,好奇心沒小時候的強烈了。但今時今日,面對未知的下屆,我總還是帶着期待。

期待些什麼?捫心自問,作為一個古典音樂樂迷,原來「期待聽什麼」這個問題, 並不好答。不論是身為欣賞者還是主辦者、評論人還是觀眾,我發現自己的答案,時有矛盾。來的樂團演奏熱門曲目,就認為沒什麼叫座力;冷門一點的樂曲,又不太熟悉而猶豫買票。歌劇耳熟能詳,就只會好奇那製作什麼來頭;冷僻長篇的歌劇,又生怕發悶發慌。

雖然,不是所有樂迷盡皆如此,但是樂曲聽得多、樂團來得頻繁、演奏家常見,總會有人未必想聽第二次;破天荒新作、第一次登台,又怕生疏差勁不入流。這可不只是個人觀感而已;身為評論人兼藝術工作者,我切身體驗過推廣音樂會時票房的壓力。勁旅樂團、明星獨奏加指揮,配搭震撼樂曲,門票馬上掃光,就是最輕鬆的。壓力,從以上三項缺一開始。

歸根究底,古典音樂的精華,是那些被奉為「經典」的樂曲。它們不斷被重複,現在甚至在唱片中成為經典中的經典。經典樂曲物化成可重複鑑賞的經典聲音,而表演者則施展渾身解數,在經典樂曲與經典演繹之間尋找空隙,建立自己的聲音。其中的空間,堆滿愈來愈多的經典。歷經一個世紀,要樂迷答「我為什麼要現場聽音樂會」這個問題,愈來愈帶着負擔。

總督有嫌疑殺了人,面對圍着市政府的群眾,波卡涅拉不是活像罪犯,自困在內、重門深鎖,而是打開門與盛怒的市民理論。他親自將危機化解,以宣告式的一段獨唱「百姓、議員,各位市民」開始,為自己解圍,更提倡以「愛與和平」化解與宿敵威尼斯(也同是共和國)的敵對。

總督有嫌疑殺了人,面對圍着市政府的群眾,波卡涅拉不是活像罪犯,自困在內、重門深鎖,而是打開門與盛怒的市民理論。他親自將危機化解,以宣告式的一段獨唱「百姓、議員,各位市民」開始,為自己解圍,更提倡以「愛與和平」化解與宿敵威尼斯(也同是共和國)的敵對。

聽現場演奏的價值

其實,論選材,今年藝術節的古典音樂節目,相當有趣。今年歌劇節目的表演者,是歷史悠久的意大利都靈皇家劇院,演的卻是威爾第的 Simon Boccanegra,藝術節要特別給它一個譯名為《父女情深》;今年罕見地沒有另聘樂團,而是歌劇院樂團另外主理三晚演出,兩晚大陣仗合唱加一晚威爾第華格納歌劇薈萃;巨星級的有女高音涅翠柯 (Anna Netrebko)。皇牌節目以外,其餘沒有太多深入民心的大名。論排場,這的確算不上星光閃爍。

但是,我們真的是只求看星星嗎?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因為它們能越過時空,對現在的我們說話,能感動現在的我們。今年的節目,意外地切合這個動機。選演《父女情深》,十分具挑戰性。歌劇圍繞着先做海盜、後被推選為熱那亞共和總督的西門.波卡涅拉,講述了一段橫跨二十五年的權力鬥爭、國際瓜葛與恩怨情仇。不常演,是因為它糾結的故事,很易掉進混亂的陷阱。開首一段序幕,恩怨說不清之際,第一幕轉瞬就跳到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人物多到眼花繚亂。就是音樂,也沒有「La donna è mobile」般一聽就上口的詠歎調。一八五七年,歌劇於威尼斯首演,慘淡收場。晚年威爾第重拾樂譜,本來想把它重寫成受人歡迎的作品,但結果他把心思放進《奧塞羅》,《父女情深》只得到一段小修補。結果,該歌劇一直不太受歡迎;《茶花女》、《弄臣》常常上演,《父女情深》卻鮮見於舞台。

正是威爾第晚年的一段小修小補,對今日的我們出奇地有意思。男主角波卡涅拉所在的總督府,被市民包圍,他們不單要搶掠總督府,還揚言要把議員和總督殺死。「殺死總督!」「報仇!」殺氣騰騰的歌詞,演群眾的都靈劇院合唱團,歌聲平淡地滲着怒氣。總督有嫌疑殺了人,面對圍着市政府的群眾,波卡涅拉不是活像罪犯,自困在內、重門深鎖,而是打開門與盛怒的市民理論。他親自將危機化解,以宣告式的一段獨唱「百姓、議員,各位市民」開始,為自己解圍,更提倡以「愛與和平」化解與宿敵威尼斯(也同是共和國)的敵對。

擔任主角的福龍塔里 (Roberto Frontali) 未必會太多理會「E vo gridando: pace! E vo gridando: amor!」(「高舉和平與愛」)對香港人而言有什麼特別感受。他是強而有力的男中音,順理成章地把這段詠歎調,唱得高昂熱血,為整部歌劇帶來首個高潮。詠歎調的張力,不單來自此時通亮的舞台與人馬喧騰的場面;威爾第在一八八一年加插這段第一幕的終章,是因為讀過了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在十四世紀時寫給現實中的波卡涅拉,勸他看在同流着意大利血的份上,不要攻打熱那亞。十四世紀的信件,迴響於還未統一的十九世紀意大利,威爾第毫不含糊地以此詠歎調,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向。

歌劇本身並不緊湊,劇情本身錯縱複雜,經過細意粉飾成海邊的舞台和意氣風發的一眾歌手這次在香港的演出,像是向靈魂拍打了一下。一段十四世紀的詩,喚起十九世紀意大利人詰問自身身份,建構自我意識,然後在這廿一世紀的香港舞台上迴響。

新鮮與經典的平衡

音樂如何再次打動人心,演奏者都費盡腦汁。新鮮與經典的平衡,不單是對整個藝術節節目策劃的挑戰,每場演出其實亦然。

綜觀整個藝術節,最令我感興趣的,是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演唱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Ein deutsches Requiem)。這個節目也取了個特別的名字,因為合唱團本身就把它包裝成《人的安魂曲》(Human Requiem)。安魂曲難道不是給人唱的嗎?

演出的主調,在於布拉姆斯的安魂曲曲詞,不是旨在超渡亡者,讓他在上帝安然度過神怒之日而得以復活(Dies Irae 那幾下嚇破膽的強大和弦,都靈皇家劇院的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在另一晚音樂會有精彩示範),而是在於安慰生者面對死亡之時,反思人生的盼望。布拉姆斯沒有明言這是為人而寫的安魂曲,但它之所以感動人,是我們聽完它之後,總會感到解脫。

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的演出,只是一個reduced version:演出沒有管弦樂團,只用上布拉姆斯預備的鋼琴四手聯彈版本。音響效果更不算精準:合唱團團員與觀眾一開始就四散在香港大學陸佑堂中,前面一位女低音對着我唱「哀慟的人是有福的」。我的耳朵,就只聽到突出的一把女低音聲音。

那是對着你一個人的演唱。有什麼合唱團,能如此有信心地、肯定地、近距離地唱出為人帶來盼望的福音?有試過上街對陌生人傳教,或者(世俗一點)四圍找陌生人做問卷調查的朋友,大概會知道那有一道自我信心的鴻溝有待跨越。

後來,散開的合唱團聚在一起,一時列隊送喪,唱着「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抬着獨唱女高音進場;唱着「惟有主的道永存」時,卻合力把正在演奏的鋼琴連平台拉起來;男中音雅洛特 (Konrad Jarnot) 在樓座向下面的觀眾和表演者像宣示似的唱「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第四樂章主的居所,大家在台上面盪韆鞦。音樂會中兩名指揮芬克 (Nicolas Fink) 與費伯 (Andreas Felber),在兩側的高台、時亮時暗的大廳中指揮。

那是對着你一個人的演唱。有什麼合唱團,能如此有信心地、肯定地、近距離地唱出為人帶來盼望的福音?

那是對着你一個人的演唱。有什麼合唱團,能如此有信心地、肯定地、近距離地唱出為人帶來盼望的福音?

分散在陸佑堂的觀眾,不單近距離觀看着這個由喪禮開始的音樂會,音樂更把觀眾不期然扯進去。送喪的隊伍,觀眾有的讓開成為旁觀者,有的跟在後面向前慢走;坐在地下的觀眾,一聽到樓上的「求你叫我曉得」的宣召,全體向上仰望;音樂會真正成為了集體的儀式。

自從留聲機發明以來,欣賞音樂走向個人,脫離了音樂發聲的本體:樂器本身,人本身。從前,我們得靠人,才有音樂。現在,我們在舒適的空間,把自己關上來聽音樂。就連音樂會,也發展出一套禮儀,叫人模仿我們在家中的舒適、宣揚壓抑自己的文明。究竟我們離開那感動人的音樂,有多遠了?

我觀看到第五樂章時,女高音一邊唱着「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一邊向着站立在門前一對年輕男女慢慢從側門退去。這出乎意料淺白的樂章,呼應了布拉姆斯的母親向兒子永別(那女的還會是誰),我那刻才對這樂章的意義恍然大悟。離開之後,我和朋友互相對照,原來角度關係,並不是每個人都看到這幕。我在這場音樂會,錯過了其他角落發生的什麼?本來想再看一遍,但結果我選擇將這次演出經驗在此完結:這是一個得忍住淚、相當震撼的個人經歷。我大可不必將這個演出,奉為不死經典,就讓它轉瞬即逝、活在回憶之中。

完場以後,我只想如終樂章一般,在徹底的黑暗中,細聽曾在耳朵響過、現僅存於回憶中微弱的希望之聲。

拍打靈魂的音樂

歌劇跨越世代對現在說話、安魂曲碰觸到人性,如此的戲劇性,很少在音樂會中出現。我們一方面批評公式的古典音樂會讓人遠離感動人的音樂,另一方面我們又討厭別人破壞我們聚精會神的欣賞。演出者與主辦者,矛盾於怎樣再為古典音樂尋找個人身份;聆聽者則矛盾於公共與私人間,如何觸碰音樂的精髓;我們大家一同矛盾於怎樣再欣賞聽過百多遍的名曲。

今年藝術節音樂的選曲,有不少並非「百多遍」般的熱門之選,充滿驚喜。都靈皇家歌劇院樂團與合唱團的兩晚音樂會,較多人選的是百聽不厭的威爾第《安魂曲》,較少人選的是浦羅歌菲夫歌頌十三世紀保衛當時還未稱為俄羅斯的蘇聯英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 的清唱劇。音樂會的亮點,除了是與《父女情深》一脈相承的選曲策略,還有讓在歌劇中沒有太多發揮的合唱團閃耀。與觸碰脆弱心靈的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不同,都靈合唱團是上山下海、勇闖難關的雄師。音樂中的難關,見諸其瘋狂的高音與齊奏樂團的角力、驟急而有節奏感的呼喊,這些為音樂帶來一浪接一浪的張力。樂團的硬朗精準,見諸上半場的蕭斯達高維契第九交響曲。為什麼蕭斯達高維契能以此「如空氣般輕巧」的作品為二次大戰的勝利畫上句號?都靈樂團演得出的,不單是爽朗的快感,而且有當中蕭斯達高維契式的諷刺。音樂會完結,起立鼓掌的掌聲,如雷地給予了合唱團、樂團與今次演出的靈魂人物:指揮諾斯達 (Gianandrea Noseda)。

另一場音樂會,是由梅尼可夫 (Alexander Melnikov) 演蕭斯達高維契的二十四首前奏與賦格。作曲家在一九四八年二度遭蘇聯共產黨彈劾,生活陷入困境。一九二五年,年輕的蕭斯達高維契宣稱不喜歡賦格曲的造作,但從一九五零年十月開始的短短四個多月,他卻一口氣寫了二十四首,排解被彈劾的鬱結:「好讓我保住我的資歷。」

香港不單是很少上演這套曲目,大抵連其中一兩首,也罕見於曲目單張當中。要聽完全部廿四首,不停的話得花兩個半小時。但是,梅尼可夫卻為每一首前奏和賦格都賦予思考:C 大調賦格 ,一個升降符號都沒有,四個聲部卻像唱歌般雕琢;升 F 小調賦格流連不定而又長氣的主題,三個聲部不久就闖進不定的調性空間,迷失當中得以良久、猶豫的終結,不知是逃脫還是氣絕;調皮鬼馬的D大調賦格,快速俯衝像遊樂場般的嘻哈;沉重的升 G 小調賦格,聽完差點像被梅尼可夫扭着頸部般窒息。還不要提更有氣派的前奏曲,一時嬉笑怒罵,一時沉鬱糾結。整晚音樂會,就像是闖過了一個八陣圖。

梅尼可夫把這艱澀而長篇的音樂,弄得直接了當之餘,音樂細節更可堪品嘗,聲部間的清晰、個性的強烈,無人能及。誰說古典音樂只是舊調重彈而已?

離開音樂廳之時,前面的兩位女士為之讚歎:「都是沒聽過的音樂!但又幾好聽。」忽然,對於入場聽音樂會,我多了一重體會。我們或許是求新,又或是追憶,但是我們聽音樂,無非希望再次讓我的靈魂,被音樂拍打一下。我們希冀那曾感動過我們的音樂,讓這些聲音再撼動心靈;我們希冀那新鮮的聲音,開啟我們心中多一扇窗。

作為聽眾,作為樂迷,作為古典音樂工作者,我們要再重尋的,或許就是這種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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