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伯特沒有發過的限時動態 ——音樂、文字與創作人的血肉之軀

文:胡銘堯

1824 年 3 月 27 日,舒伯特在他的記事本中,寫了以下一段:

沒有人能明白別人的痛苦或喜樂!我總是想像我們是共同進退,原來我們只是兩個各自走相同的路。噢,明白至此,何其痛苦![1]

大概在 3 月 29 日附近的某夜凌晨兩時,舒伯特又在記事本中寫了以下一段:

令人稱羨的尼祿!你的強大足以憑弓弦與聲音,就摧毀所有可厭的人![2]

而這幾天期間,還有寫下了這句:

我所創造的,是基於我對音樂與我的悲傷的理解;而其中的悲傷所產生的,應該是為世上帶來最少歡愉的事。[3]

舒伯特把這些私人的感受,一口氣栽進筆記本中,讓我們一窺他心中隱藏着的情緒。這些筆記本的對象,是只為自己「出氣」發洩,還是為將來如我們的讀者般,我們當然沒法得知。但是,這幾段文字,卻像緊閉的門打開了一道縫,讓我們可以一探創作者緊閉着的內心世界,其內裏空間是什麼模樣。

作曲家其實不似我們所想,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們大抵都埋首在自己的作品中,沒有時間寫其他文字。最著名有寫日記的作曲家,怕且只有舒曼:他在和克拉拉結婚後,就每天寫日記,記下生活的大小事,同時也記錄了兩人追隨音樂生活而難以保持的平衡。

舒伯特當然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以上的文字,得以窺見他起起跌跌的情緒,其猛烈甚至跡近 歇斯底里。可幸這些文字得以存留,它們都不是在一本稱為「日記」的本子裏記下,而只是他的其中 一部筆記簿。除了這幾段文字之外,還有 1824 年所寫,好壞參半的詩歌。

舒伯特的劇作家友人鮑恩費爾德 (Eduard von Bauernfeld) 在他身故後出版的回憶錄中,順道把它 們以附錄的形式出版,而這些文字經常被舒伯特的研究引用。如果鮑恩費爾德沒有得到這些筆記本 ,又沒有把它出版的話,這些隨想簡直就是「寫後即焚」,舒伯特把它寫低、發洩完畢後,就會被自己、被世人和被歷史遺忘。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舒伯特的想法流逝如斯。


舒伯特在之前的一年,過得特別困難,因為他得了病。

1823 年 8 月 14 日,舒伯特向詩人紹伯 (Franz von Schober) 寫了以下的信件:

雖然我稍晚着筆,但我希望這封信能在維也納與你相遇。我忙碌地與雪弗來往,現在也康復得七七八八;但我也懷疑結果能不能完全康復過來。現在我的生活各方面都一切從簡,定期往外 散步,寫歌劇和閱讀史葛 (Walter Scott)。[4]

而在同年的 11 月 30 日,他寫給紹伯的信件中,再次提到自己的健康:

最近我也想着要寫信給你,但結果還沒做到。你知是發生什麼事的。

首先,我必須對我們的圈子中的所有事而感到悲傷;除了我的健康狀況最後能回復以外(感謝主),其他事都糟得透頂。我們的圈子,一如所料,在你離開後就失去焦點⋯⋯[5]

而從朋友間的之後書信,我們知道舒伯特當時病得挺猛烈,友人間的書信,經常提到是他的健康狀 況。貝多芬的侄子卡爾 (Karl van Beethoven),也在自己的筆記本寫道:「他們都相當讚賞舒伯特, 但據講他自己隱藏了自己。」[6]

活躍於社交、廣交朋友的舒伯特,因着身體的狀況而謝絕了所有的活動。即使我們不太認識舒伯特——總之就是「不是他的朋友」那種認識,我們大概也可以想像,一個如此愛交際的人,忽然因着身體狀況而改變生活習慣,是件何其痛苦的事。而且,以上信件,也透露了舒伯特身邊的朋友圈子,出了點異狀。
身體狀況的前景並不明朗,再加上珍而重之的朋友離離合合,令我們更多明白:

我所創造的,是基於我對音樂與我的悲傷的理解;而其中的悲傷所產生的,應該是為世上帶來 最少歡愉的事。

舒伯特的心,應該受了好一些苦。


今時今日,我們愛看朋友的 Instagram,偶像、明星以至大大小小意見領袖,Story 發千字文「放負」,總會吸引到好些目光和討論。譬如在 IG 上,女孩在獨照下寫一句:「有人說喜歡你,三五天就消失了,而有的人三五年不聯絡卻一直愛著你。這路遙馬急的人間誰又能在誰的心裡愛多久呢?」不知 怎的,這句說話竟在網絡上流竄。(註:筆者堅決否認讀到是因為我是某類雄性動物。)

既然這些未必知道名字的網紅的文字,也有過百人留言討論,追擊名人丈夫婚外情,當然會上報紙頭
條。

這些表面上是抒洩情感的私人訊息,來到了現代的網絡世界,不單大家都喜愛看,而且還會有討論和思考的價值。不論是網紅還是明星,知名度的大小,並沒有阻止身為旁觀者的我們,去窺見別人心中的隱私。這些以往避免透露的情感世界,漸漸成為人們娛樂的主綫。成功藝人現在所靠的,不是電視台、經理人努力維持的藝人形象,而是要他們的個人情感、反應甚至是立場,都得放在空氣下,讓人可以更立體地感受這些有情感、有血肉的人。

最近的媒體,熱鬧地討論着這種「造星現象」。但是,我總覺得這現象,只是人好奇心的自然結果。 因為這種對別人情感的好奇心,其實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有跡可尋。

一句「沒有人能明白別人的痛苦或喜樂」,發在名人 IG 限動下的震撼力,大抵不比發現在舒伯特封 塵筆記本中震撼。甚麼事令到舒伯特的情緒如此起伏不定,甚麼事令他歇斯底里?他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哦,原來佢大病。」其中我們需要的,不是強大的史料還原。在我們還未討論他得了甚麼病、病得甚 麼程度之際,從之前片面的文字,我們大概已經會把這情感和他的遭遇連成一綫,讓人生的事件,與個人情感連上關係,而令我們覺得「舒伯特」這個人,更有血肉、更加立體。

而我們的好奇心,並不停止於此。


1824 年 3 月 31 日,舒伯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收件人是朋友庫帕爾維澤 (Leopold Kupelweiser)。信中寫道:

簡而言之,我是最世上最不幸的人。試想像一個人的健康不能回轉過來,他的沮喪令事情沒有 好轉而是更為糟糕;試想像一個人,我說,他最美麗的希望已經幻滅,他的愛情與友情除了痛楚以外,並無其他,他對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熱情(最低限度是具刺激性的)都被逼消失,我問你,他是不是一個可憐、絕望的人?

「平安離我而去,心情沉重悲鬱;我再也找不到它們了。」我現在每天都唱它一次,每天早上我只能記起昨天的憂愁。就是這樣,沒有喜樂、沒有朋友,我就如此渡日⋯⋯[7]

這裏舒伯特引用了歌德的詩,也是他最早所寫的歌曲《紡車旁的格麗卿》(Gretchen am Spinnrade) 的其中一句歌詞。詩歌來自《浮士德》第十五場:浮士德得到邪靈梅菲斯托菲列斯 (Mephistopheles) 的幫助,變成英俊的男子後,遇到年輕的格麗卿,於是展開追求,而且透過梅菲斯托菲列斯佈上疑 陣來令計謀得逞。

格麗卿見過浮士德以後,亦被他吸引着。一天,她在家中踏着紡車忙碌,心思卻分了神往傾慕的男性身上。詩歌以女性的第一身,說自己心緒不寧。「平安離我而去,心情沉重悲鬱,我找不到平靜,再也找不到。」(Meine Ruh’ ist hin, Mein Herz ist schwer; Ich finde sie nimmer, Und nimmermeh.)

這封信的收件人是誰?雖然庫帕爾維澤的名字,在舒伯特的傳記中多番出現,但原來流傳下來舒伯特與他的通信,這是第一封。不過,庫帕爾維澤卻是舒伯特圈子中重要的一員。其中一個例子,是在一次「舒伯特之夜」(Schubertiade) 的聚會中,玩了一場派對遊戲。這個 party game 的場景,被庫 帕爾維澤畫成油畫,他把自己扮智慧之樹的形象也畫在裏頭。

可是,這封信卻被形容為舒伯特眾多信件中最重要的一封。[8]舒伯特在其中透露了很多個人的問題:身體健康、朋友,是兩個主綫,還有後來的金錢、工作際遇等等。而更重要的,是因着信件的傳遞方式:這封信透過可靠的友人傳送,因而避過當時政府打開信件閱讀的政治審查,說話可以更為坦率。[9]

舒伯特在信件的開頭,與他的作品連上關係。雖然寫《紡車旁的格麗卿》的時候,舒伯特大抵沒有想像過自己會如此陷入「平安離我而去,心情沉重悲鬱」的境況,但是當時的舒伯特,卻發現這首十年前着筆的音樂,忽然與十年後的生活,有深刻的共鳴。

而這音樂超越時間,能向後人說話,尋找人生共鳴的特性,當然不單舒伯特能感受到。我們一生中,也受着不同的音樂,與其中背後的故事,產生過深刻的共鳴,繼而讓我們沉迷、追尋和回味。

於是,我們對於舒伯特的好奇心,並不止停留在他那年發生甚麼事之上,而是發生這些事,對他的音樂產生了甚麼影響,繼而讓這些音樂,有着超脫時間的感知。我們認識舒伯特,大抵不是因為認識他是一位在維也納居住、彈琴了得而且有着迷人風範的嬉皮紳士,而是因着他強大、深刻描劃人性的音樂。這些被稱為「偉大」的創作,如果沒有了「音樂」與「人性」間的連結,我們的世界或許會崩潰,因為只有音樂沒有背後的人、或是只有追隨明星而沒有欣賞其藝術,兩者都是同樣的不可想
像。

但是,以「音樂」與「人性」去建構作品的「偉大」,單憑主人翁第一身的文字,足夠嗎?


在聽古典音樂的過程中,總會有人問:「這首音樂,要說些什麼呢?」名曲的創作背後,有着巨匠無比的心思。只是巨匠已逝,沒有辦法找他來問個所以;尋找他生前留下的筆跡,追查往日發生過的事、記載過的情感,再推測偉大名著誕生的緣由。

舒伯特 1824 年後的作品,像是蒙了灰一樣:整個旅程白雪蒼茫的《冬之旅》、在生命最後唱最美的歌的《天鵝之歌》,對於只有二十五歲的少年人來說,總是有點悲觀過頭。於是,音樂學家追查着 1824 年的重要事。

作曲家私下放負、與他人的信件,讓我們從狹縫中,看見一絲這些人背後的心思。只是,單憑這道狹 縫,我們對於作曲家人生的理解,極其量也只是穿鑿附會。

舒伯特得了什麼病,本質上是一場辯論。音樂學家找回大量生平事跡,併合古病理學家的推敲,大家嘗試推論最有可能是什麼病。是的,十九世紀的醫學相對發達,但其時講求實證的科學,還未到可以完整斷定疾病的年代。例如,前文提及 1823 年寫紹伯的信件中,提到「我忙碌地與雪弗來往」。雪弗 (August von Schäffer) 就是他的醫生,但是醫生診斷的紀錄,當然已經不存在。現在傳記說他當時得到的,應該是「二期梅毒」,不能說是診斷,而只是推敲。[10]

他的友人圈子出了什麼事,音樂學家雖然理順了不少頭緒,但是卻只是一幅複雜的人際關係圖。[11]

而正如庫帕爾維澤信件傳遞的方法中隱約提到,當時奧地利政府的審查漸漸緊張,這也令舒伯特朋友圈子帶來不穩:友人中,既有開放而敢言的知識分子,也有為政治效力的公務員,大家雖是喜愛藝術和追隨相近的理想,但活在現實下卻又有不同的身份。[12] 這種形勢,在好幾年前還難以向香港 的讀者說明;現在我倒覺得容易一點了。我相信「我總是想像我們是共同進退,原來我們只是兩個各自走相同的路」這一類的感嘆,這年頭真的不缺。

所以,我們隱約覺得,1824 年以後的作品,緊扣了在這「危機年代」所發生的人和事,但是,即使我 們不是單從這小小的文字來推敲人生,甚至有着以上三條脈絡的全觀,極其量也只是將這門縫推開一點:我們能夠把往事重整,繼而與作品的意涵連上關係,但探索作品與創作人為何偉大的過程中,我們總是欠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作曲家如何想。

可是,創作者已逝;而且,我們總不會知道他想什麼。即使他現在在生,我們也未必知道他真正所想是什麼。

正如我們每日拉動 IG,我們只能猜測,甚至是好奇這些人究竟在想什麼。但是,這裏永遠存在的是一道個人思想的牆,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麼。


對於作曲家人生的好奇,與感嘆他們的創作的深刻,是雙綫並行的軌道。但是,這條軌道能否通往我們所認知的「偉大」,我認為是不必然的。

因為,我們只能客觀知道某些史實;我們也只能主觀地被這些偉大作品征服過。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去量度、去猜想為何他們的創作者,能寫下這些偉大的、穿越時空的佳作。

可是,我們從自己身處的時空,卻可以感受更多以逝時光的種種。舒伯特沒有發限動、他沒有寫千字文放負,但是他血肉之軀所經歷的人和事,卻與我們所處的時間互相呼應。他不是已經逝去的人,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書本、文字、音樂的世界內。而我們身邊,一直活着、一直努力着的創作者,亦在孜孜不倦地創作可能超越時空、成為偉大的音樂。他們的音樂,或許會感動十年後的我們,又或者會撼動一個世紀後的聽眾。

而我們一直欠缺的,就是怎樣理解身處在我們時空的創作者的心路歷程。回望以往,或許會讓我們有多一點洞悉的能力,欣賞那些即將成為偉大的創作和它們的創作者。


  1. Schubert: A Documentary Biography, trans. Eric Blom (London, 1946), 336.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SDB. ↩︎

  2. SDB, 337. ↩︎

  3. SDB, 336. ↩︎

  4. SDB, 286. ↩︎

  5. SDB, 300. ↩︎

  6. SDB, 288. ↩︎

  7. SDB, 339. ↩︎

  8. Christopher H. Gibbs, The Life of Schube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5. ↩︎

  9. John M. Gingerich, Schubert's Beethoven Projec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1. ↩︎

  10. 音樂與醫學的學者普遍相信舒伯特感染了梅毒,並在其後迅速惡化。較近期的論述,詳見 Robert L. Rold, “Schubert and Syphilis,” in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3, no. 4 (1995): 232–35; Eric Sams, “Schubert's Illness Re-Examined” In The Musical Times 121, no. 1643 (1980): 15–22. ↩︎

  11. 討論舒伯特友人的著作,自 1928 年 Newman Flower 開始,一直是學術界中重要的課題。較近期的導論,見 David Gramit, “‘The Passion for Friendship’: Music, Cultivation, and Identity in Schubert’s Circl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hubert, edited by Christopher H. Gibb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6–71。另 Newman Flower, Franz Schubert: The Man and His Circle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1935). ↩︎

  12. 知識份子間的氣候氛圍,見 Thomas Garden Barnes and Gerald D Feldman, Nationalism,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cracy 1815–1914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 ↩︎

文章 2022 年 10 月出版於  TEN CHAMBERS OF SOLITUDE 十室久空 音樂文集購書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