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邦：以鋼琴懷鄉的流亡詩人

1836 年，德國作曲家舒曼聽過蕭邦親自演繹自己的練習曲 (études) 後，在他所創辦、具相當影響力的《新音樂雜誌》(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評論蕭邦的演奏和作品：「想像一部希臘的風鳴琴 (Aeolian harp)，有着各種的音，鋼琴家的手輕輕一撥，裝飾聲音美妙而典雅，更聽到最低沉的音和在上面流動的旋律。你就大概瞭解蕭邦演奏得怎樣。」他稱蕭邦的練習曲經已超越單純訓練手指的練習。「這簡直就是一首詩。」

1831 年 12 月，年僅 21 歲的蕭邦 (Fryderyk Chopin) 終於抵達到巴黎。相比起他的家鄉波蘭華沙 (Warsaw)，這裏繁榮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氣息：這是雨果 (Victor Hugo)、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的巴黎，小說文字中，滲透着浪漫主義的氛圍。而且，他在這裏也感覺更踏實。巴黎有着很強的波蘭人社群，四處都有波蘭的移民。家鄉遠在一千五百公里以外，這種與祖國的聯繫，實在至為重要。

蕭邦立即在巴黎建立必須的人際網絡。他的第一場公開音樂會，在鋼琴製造商皮利爾所設的皮利爾音樂廳 (Salle Pleyel) 舉行，引來不少讚譽。樂評人寫道：「這年輕人摒棄自我限制和前人的模範，完全把鋼琴音樂重新活化......他豐富原創的意念，前無古人。」

蕭邦在巴黎漸漸建立起名聲，穿梭於上流社會，雖坦言自己沒有刻意地要向上爬，但他說「對我而言，這卻有着絕對需要，因為他們有着良好的品味。當你在英國或奧地利大使的晚間樂聚演奏，你會立即被稱讚有才華。」在巴黎的頭兩年，他靠着父親從波蘭的匯款維生，不久後他已經能賺得足夠的收入，讓他住在時尚的社區。他活躍於教學，不少學生是仕紳階層的淑女。蕭邦的舉止優雅有禮，是其中一個特別吸引的原因。當然，他細緻而優雅的鋼琴演奏，更令人趨之若鶩。

雖然，蕭邦在巴黎站得住腳，但在他腦海中，還是被思鄉的夢魘所壓迫。年少時的同窗兼好友沃伊齊休夫斯基 (Tytus Woyciechowski)，曾經分享蕭邦不少心事。一封由巴黎寄往華沙的信中，蕭邦向沃伊齊休夫斯基寫道：「表面上，尤其是我在同鄉間表現得生活愉快；但是內裏卻經常的拉扯：憂鬱、不安、惡夢、失眠、叫嚷、對生存甚至死亡都莫衷一是。」
沃伊齊休夫斯基與蕭邦，本應一齊待在巴黎。1830 年 11 月 29 日，波蘭人向俄羅斯沙皇委任的管理政府起義，攻擊管理波蘭的大公宮邸貝爾維德雷宮 (Belweder)。沃伊齊休夫斯基義不容辭，立即回家鄉支持革命，把蕭邦留在歐洲的中部。他得自己一個尋找去路。

蕭邦 1810 年生於波蘭的市郊。他的爸爸是高中教師，不單家住在高中附近教師聚腳的地方，就連朋友也多是在高中和大學任教的知識份子。和蕭邦家庭熟稔的，還有一些波蘭貴族。這些貴族的孩子，很多與蕭邦一起長大，在高中讀書時甚至是同室密友。

蕭邦在早年已經顯露音樂才華，在華沙上流社會甚至是權貴階層的沙龍 (salon) 間活躍。八時歲，他演出自己創作的波蘭舞曲，被人形容為「真正的天才」，樂譜還被出版。他雖然受過鋼琴老師指導，但他很快就得依賴自己學習。

華沙雖然是波蘭王國的首都，但是與巴黎和維也納這些大都會比較，華沙的音樂機會還是比較少。畢業後，蕭邦到維也納旅遊，因緣際會，在音樂之都舉行了兩場音樂會，獲得空前的好評。雖然，性格內向的蕭邦，並不喜歡公開的音樂會，特別是他在華沙的演出，全都在友好仕紳好府邸進行。這種晚間樂聚 (soirée)，在上流社會間極為普遍，而蕭邦顯然比較喜歡這種較為親密的演出空間。

但是，年輕的蕭邦，還需要在音樂上尋找出路。面對前路茫茫，他表現得猶疑不決，情緒相當低落。開朗而果斷的沃伊齊休夫斯基，成為了他的傾訴對象。久經計劃，兩人在 1830 年 11 月 1 日，離開華沙前往維也納，展開一個未知的音樂之旅。

以後，蕭邦會「詛咒我離開的一刻」。

蕭邦在巴黎的日子，掂掛家鄉，與家中的父母通訊不斷，卻沒有歸家。俄羅斯強硬鎮壓革命，廢除波蘭憲法，把波蘭再一次納入俄羅斯王國的版圖。不過，沙皇卻宣佈特赦牽涉在革命而流亡在外的波蘭人。蕭邦等流亡的人，只須到巴黎領事館辦手續，就可取得護照，自由進出家鄉。

優柔寡斷的蕭邦，沒有這樣做。巴黎 1830 年經歷了七月革命，反對當時的查理十世 (Charles X) 禁制出版自由和通過新的選舉法，令大部份中產階層喪失投票權。面對波蘭發生相類壓制人民的事，法國人對波蘭人普遍也相當同情。 後來，更有傳聞說向俄羅斯申請特赦的人，結果被沙皇政府拘禁並處以 15 年勞役。蕭邦在革命前已經離國，當然與起義活動無關。但有這種消息，難免令人對政府喪失信心。雖然巴黎與華沙同處於動蕩，但蕭邦在巴黎社會得到相當的接納和安全感，的確是留在巴黎的好原因。

不過，其中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實際因素，是他不能放棄巴黎的生活與教學，還有那可觀的收入。畢竟，他在巴黎建立起華沙不能承載的事業。

蕭邦在巴黎的公開演出不多，他多在私人的樂聚間演奏，享受那親密而多變的音樂。他的作品包括大量的波蘭舞曲 (Polonaise)、瑪祖卡舞曲 (Mazurka) 和圓舞曲 (Waltz)，這幾種舞曲在歐洲相當流行，雖然已經不是主要用作舞蹈，但風格優雅活潑，還是深受聽眾歡迎。

正是來自波蘭的波蘭舞曲與瑪祖卡，讓蕭邦一抒思鄉之情。波蘭舞曲雖然源自於民間，但在十七世紀出現在波蘭貴族和宮廷之中，漸漸變成高貴的舞蹈，更在十八世紀開始，流行於歐洲的宮廷之內，作品不缺，就連巴赫在他的《法國組曲》中，也有波蘭舞曲的樂章。隨着宮廷沒落，波蘭舞曲在波蘭祖家找到了發展的新土壤，一眾波蘭作曲家為了讓舞曲重現昔日光輝，特別在鋼琴上發揮炫技的難度。蕭邦早年接觸過這些早期鋼琴作品，啟發不少。

雖然蕭邦也寫過輝煌的波蘭舞曲，可是他在巴黎所寫的波蘭舞曲，逐漸超越技術層面。他的音樂不單帶着多樣而複雜的情感，樂曲間更展現出非比尋常的張力。作品 44 升 F 小調波蘭舞曲，開首具悲劇性的主題與中段較富幻想力而斷斷續續的段落糾纏，後來出人意表地，聽到的竟是一首平和的瑪祖卡。

蕭邦的創作，開始超越了曲式和曲種 (genre) 的定型，行出自己獨特的道路。

1836 年，蕭邦在李斯特 (Franz Liszt) 的推波助瀾下，認識了女小說家喬治桑 (George Sand)。蕭邦對於文學女性並不大感興趣，但李斯特卻應允了喬治桑，要介紹這位聞名於巴黎的波蘭作曲家給她認識。於是，李斯特在他下塌的酒店，讓兩人碰面。蕭邦對友人回憶這次會面：「喬治桑真的毫不吸引。她真的是個女人？」喬治桑是個男性化的筆名，背後的女作家，原名叫 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18 歲時嫁了給男爵的私生子杜德望 (Casimir Dudevant)，生了兩名孩子，之後卻與杜德望離婚。優柔與弱不襟風的蕭邦，剛好與喬治桑是個對比：她是個陽剛、倔強、健談的女子。

蕭邦向父親友人的女兒求婚，等了又等之後，結果被對方家人拒絕。失望與沮喪下，蕭邦在 1838 年再遇喬治桑，兩人墮入愛河，開始了一段歷時九年的戀情。喬治桑比蕭邦年長五年半，她跟他的相處，有點像是媽媽照顧小孩般的感覺。特別是蕭邦一到 30 歲，身體狀況開始轉壞。喬治桑成為了蕭邦的護士。

蕭邦會在每年夏天，逃離繁忙與潮濕的巴黎，前往喬治桑在法國中部諾安 (Nohant) 的大宅，專心創作。這時的作品，可謂蕭邦最成熟的音樂。他在這時寫了不少大型的作品，包括長篇的敘事曲、幻想曲和奏鳴曲。但是這也是他最花時間創作的時期；他愈趨完美主義，創作愈慢，心情就愈差。

雖然蕭邦無法踏足波蘭，但他的名聲卻在波蘭一直維持，甚至被認為是波蘭人在歐洲的典範。他的名聲遍及德國、英國，他在萊比錫出版的樂譜，在波蘭極之暢銷，很多都在開售後幾天被賣清。波蘭自 1795 年喪失自主後，只能在藝術間帶出民族意識。在波蘭人眼中，蕭邦是一位為波蘭發聲英雄般的作曲家。他作品中濃厚的波蘭風情，尤其是輝煌的波蘭舞曲，正是受壓逼的波蘭人保存自我意識的重要工具。

不過，這位譜寫英雄音樂的作曲家體弱多病，亦是眾所周知，也成為不少人關心的焦點。蕭邦的音樂向來多愁善感、富有詩意，甚至有很多可堪細味的音樂細節。他的音樂，可謂是他人生的寫照。1847 年，他與喬治桑因着錯縱複雜的家庭問題，爭吵得無法收拾，最後他和喬治桑的女兒，一併被趕離諾安大宅。喬治桑說：「這是九年親密關係怪異的結局。」

1849 年，蕭邦寫信給年少時好友沃伊齊休夫斯基。「我希望上帝准許你來我這裏......你比任何藥物都有用。」他知悉好友因着護照問題不能到巴黎，但蕭邦此刻已深知死亡臨近。「我病了，或許你來是分享我憂傷和失望的時刻，但也是安慰和懷緬年輕歲月的時候。我真希望我們一起是快樂的時光。」

最終，蕭邦沒有和好友見面。1830 年好友回國支援革命以後，他倆至死也再沒見面。蕭邦亦從那時起，一生再未曾踏足過故鄉的土壤。

蕭邦雖然沒有執起過起義的旗幟，也沒有激烈地宣揚愛國的訊息，他甚至是個最後只剩下 45 公斤的、體弱無力的鋼琴家，最後殘燭獨自熄滅。但是，他一直在波蘭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因為他真正的把波蘭藝術，推上高峰。

他寫過既細緻得令人沉溺的詩，也寫過壯闊得叫人激昂的歌。他的身驅雖長留花都，但他的心一直心繫故鄉。在生如是，逝世以後亦如是。

此文章為 「音樂遊蹤」講座系列：東歐站 講座系列 之專題文章。講座日期為 2014 年 5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