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孤身尋覓的創造者

1897 年 5 月 11 日，剛抵達維也納的馬勒，首次指揮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Wiener Hofoper)，演出華格納的《羅恩格林》(Lohengrin)。演出之後，他在書信中寫道：「感謝上蒼，我的憂慮全消了！整個維也納真心的歡迎我。我肯定不久之後，我就會成為歌劇院的總指揮。」

馬勒得到廣泛的好評。其中一個更大力稱讚他，「如果這真的是整體藝術 (Gesamtkunstwerk)，那麼馬勒就是完全的指揮 (Gesamtdirigent)！」馬勒感慨地說，在這裏他終於找到了家。

馬勒 (Gustav Mahler) 1860 年生於波希米亞 (Bohemia) 的卡利舒特 (Kalischt)，現今這捷克境內的小鎮，稱作 Kaliště。不足半年，父親決定舉家搬到附近繁榮的市鎮伊格勞 (Iglau，今稱作 Jihlava)。那是莫拉維亞 (Moravia) 第二大的城鎮，文化上與語言上都愈來愈與德國靠攏，而且布業發達。本身是猶太人的父親，在廣場附近開了一所釀酒廠兼酒吧。而這個廣場上，四方八面都響着音樂：波希米亞的音樂人奏起熱情的調子，聖雅各教堂  (Jakobskirche) 唱起莊嚴的合唱曲，隔壁軍營的軍官，偶爾還會來到廣場，演奏起威風凜凜的軍樂。愛發呆的馬勒，就是喜歡凝望着廣場上的一切，留心當中的聲音，偶爾彈彈家中的鋼琴，也會在教堂跟導師學習和聲和音樂的原理。

在獲委任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總指揮前的十多年，馬勒曾在這音樂之都受教育。在這裏，他認識了不少思想類近的音樂家，包括同鄉小提琴家艾德勒 (Guido Adler)、作曲家胡爾夫 (Hugo Wolf) 等等，也令他成為華格納的追隨者。1875 年，華格納剛巧來到維也納，當時還是學生的胡爾夫為求見偶像一面，會在華格納的酒店外流連幾個小時，開個車門，或是遞過外套。馬勒則害羞得多，他後來還後悔連替偶像拿衣服的機會也沒有。雖然，華格納在不久前，出版了反猶太人的文章《音樂中的猶太文化》(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但是維也納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熔爐：一方面他身為猶太人而受華格納等反猶太的人排擠，另一方面他又是華格納前衛音樂的擁護者，而被反華格納的支持者排擠。而更奇異的，就是在這些排擠底下，反而令馬勒更專注於華格納的音樂。

馬勒在維也納的學習期間，沒有上過指揮課。而他在這個城市的少年時期，過着窮困的生活。他租住骯髒的住所，還要因着缺錢而不停搬遷，每次搬遷又總會大意地把一兩件衣服留在舊居。據說，他沒有太多閒錢去聽歌劇。但到了 1880 年，他竟然成為一位歌劇指揮，首先離開維也納而遠赴林茲 (Linz) 附近的溫泉區工作。以後的 17 年，他分別在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匈牙利等地方工作，才再一次回到這個他稱為家的城市。

馬勒一生以指揮歌劇著稱，在舞台上有着強硬的手腕，確保音樂在他認可的質素下演出。但他創作的音樂，十居其九是交響曲，另外就是好一些藝術歌曲，絕無歌劇。他在事業的早年，曾把十九世紀早期德國作曲家韋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的遺作《三位卞托》 (Die drei Pintos) 完成並首演，是他指揮和作曲事業的第一個重要成就，也為他帶來與韋伯孫媳婦一段激烈的愛情。他們竟還想過私奔。那是 1888 年，他已準備離開萊比錫 (Leipzig) 新國家劇院 (Neues Stadttheater) 的指揮工作。這一段愛情，為他的第一交響曲播下了靈感的種子。

那時，馬勒還未肯定自己的創作路向。他的第一交響曲，經歷了好些年日創作和修改，其中的音樂素材，分不清是來自歌曲集《旅行者之歌》(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抑或是從交響曲移植到歌曲中。首演之時，他還稱這是一首兩部份的交響詩，借了筆名尚保羅 (Jean Paul) 的小說《巨人》為題，表達與小說一樣的衝突和矛盾。可是，他後來再沒有把它叫作交響詩，還把標題和樂曲解說一一撤回。這樂曲正式給叫作第一交響曲。

這交響曲確立了馬勒好些顯著的管弦樂風格。他往後的創作，總離不開交響曲與藝術歌曲，兩者互相影響，交響曲也有唱歌般的優美旋律和戲劇感。早年的交響曲，更有部份音樂直接引用了自己的歌曲。第一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就是來自《旅行者之歌》的一曲〈今早我走過田野〉 (Ging heut morgen übers Feld)，田園清草地的氣息，自是從音樂滲出。

另一個特點，就是他的音樂總會摻雜了不同的景色和風格，而且轉變得急速而毫無先兆。第一交響曲的第三樂章，是一首喪禮進行曲。他把著名童謠《Frère Jacques》變成小調，用作喪禮的行列，但不久就響起了波希米亞市井樂隊的小提琴滑奏，大鼓和鈸敲打出令人聯想起土耳其的節奏。第二交響曲的終樂章，遙遠的獵人號角和軍隊小號，混在枝頭上高歌的小鳥的聲音裏，然後竟然是神秘的合唱團，唱起叫死人復活的聖詠。不同場景的音樂拼貼在一起，鏡頭經常急速轉換。

這就像少年馬勒俯身在天台的圍欄旁，一邊眺望伊格勞大廣場，一邊聆聽着四周。眼睛看見吉卜賽樂隊，耳朵傳來遠處的軍樂，遠處還有翠綠青山和淙淙流水。這音樂圖畫，來自他童年時那稱為家的地方，而他往後的交響曲，不時出現這伊格勞大廣場的圖畫。

馬勒接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指揮後的十年，是他人生最傳奇的時刻。1897 年的首個樂季，振奮人心的演出，令他廣獲讚賞。1898 年，他更接任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總指揮。但是，樂團的樂手在他上任樂團總指揮前的兩天，在報章刊登了一篇題為《維也納歌劇院猶太人朝代》的文章，說他雖然為演奏帶來一些新意，但實在說不上是個指揮。「那就像僧侶耍手勢，根本不能跟隨拍子。他的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 ...... 他指揮的確很有感情，但那只是為了取悅觀眾而不是為表演者着想，他沒有幫助樂手，只令情況更糟。」這時的維也納，仍然有着強烈的反猶太情緒。馬勒為求達到自己心目中的水準而對樂手要求嚴苛，亦令「獨裁者」和「值日軍官」之謔稱不脛而走。

這十年間，他在歌劇院與管弦樂團忙碌的夾縫中，找到創作的規律。他在樂季期間幾乎絕不創作，一到夏天，才來到麥爾尼格 (Maiernigg) 裝修得不錯的小屋，專心作曲。他習慣行山，走進深山中聽大自然。他也愛在湖中暢泳，雖然他的身體長期都不太好，並經常投訴身體疼痛。但是，在這小屋中，他大概維持着一個規則的創作進度。不論是樂季中還是假期，他都是一個工作狂。

維也納也見證了馬勒的愛情開花結果。1901 年，他遇上了比他年輕差不多 20 年的畫家女兒艾瑪．舒特拉 (Alma Schindler) ，第一次的偶遇他倆還頂嘴起來。艾瑪是一位樣貌端好的才女，不單是個畫家，還要寫過好些音樂。不久之後，他們互生情愫，不足一年，兩人已談起婚事來。

可是，在正式訂婚前，馬勒卻給艾瑪寫了封長長的信，說要在作這人生重要決定之前，釐清一些重要問題。「你可不可以將我的音樂當成你的音樂 ...... 當一對夫婦都是作曲家時，你能想像那是怎樣的生活？」馬勒說，兩人能夠快樂生活，她必須成為他的妻子，而不是同事，甚至是競爭對手。她應該照顧他的起居，讓他的創作不受打擾，而不是相反。艾瑪在她的日記中寫道：「我的心完全地呆了：放棄我的唯一，就是我一直堅持着的音樂？我立即想將把整件事都放棄 ...... 但我立即哭了，因為我發覺我真的愛上了他。」

艾瑪這位少女，決定放棄創作事業，還拒絕了身邊為數不少的追求者。1902 年，艾瑪與這位歌劇院總指揮築起一個家，以後還生下了兩名女兒。馬勒受了愛情滋潤，從他的交響曲中，不時找到他以音符寫給她的情信。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據說隱藏了他對艾瑪愛的誓言，而這弦樂與豎琴的樂章，亦突顯了他如何以豐富的和聲譜寫甜美的音樂。

但是，第五交響曲也是黑暗而深沉。第一樂章又是一首喪禮進行曲，弧寂的小號響起了哀歌，沉鬱而緩慢的旋律過後，卻是激動如暴風雨的呼嘯。1902 年前後的作品，不乏對生活絕望的樂曲。一曲《小鼓手》(Der Tamboursg’sell)，講述年輕的小軍官在陰森的黑夜步向絞刑架，向世界高呼晚安。

在馬勒的音樂裏，常常聽到對人生的祈盼和憧憬，同時卻帶着深淵中的悲鳴和絕望。

一直活到 1962 年的指揮家華爾特 (Bruno Walter)，在瑞士探望馬勒時，呆望着門外壯麗的阿爾卑斯山。馬勒說：「不用望外面了，我已把它們通通寫進交響曲內。」

如果馬勒的交響曲就是一個完整世界的話，這世界未必如馬勒所活的世界一般。馬勒的第六交響曲，創作於 1904 年，正是他在維也納事業高峰之時，又剛與艾瑪誕下愛情的果實。沒有人理解他為何在這甜蜜時刻，寫出極端悲劇的作品。第六交響曲的終曲，用上了一個大木槌，象徵着巨人被命運三番擊打。結果，他在最後關頭刪去最後一下木槌，原因是樂曲太悲劇，連創作者自己都瀕臨崩潰。艾瑪形容馬勒在第一次綵排時，被樂曲強烈的情緒影響，不能專注。回到休息室，馬勒更不能自已地垂淚。

有時音樂卻是現實的寫照。1906 年，他一口氣完成了陣容極為龐大的第八交響曲，用上了兩個大型的混聲合唱團，第一樂章以拉丁文寫成《來，創造之靈》 (Veni creator spiritus) ，加上管風琴，像極了一套清唱劇。這是他人生搜索永恆之時，閒時讀很多書，還要一併吞下哲學、文學、科學和物理的書籍，試圖從不同角度理解世界。荀伯克說：「你只要看看馬勒怎樣把他所學的聯繫在一起，從他處學習怎樣尋找藝術的意義。」馬勒在這年間常常提及上帝，但他其實不是一個怎麼虔誠的人。在接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職位前，他放棄了猶太教而改信天主教，但他的音樂，總有着殘餘的猶太風格。他期望因着轉信天主教而得到認同，但又事與願違。1907 年，馬勒因與劇院爭執，再加上熾熱的反猶太風潮而選擇離開這音樂之都，遠赴隔着大西洋之遙的紐約。

當然，這其中的爭執，經年累月，反猶太報章的刻薄和語帶歧視的批評，或許只是借題發揮。但結果一切事件累積到一發不可收拾、必須離開的地步，令馬勒打擊甚大。可是，1907 年帶給馬勒的打擊，不止一椿。他的女兒瑪莉亞在七月病逝，他同時被診斷出心臟極有問題，要減少行山和游泳，吃也要極端清淡。三重打擊，恰好應驗了第六交響曲命運所擊打的三下大槌。

從此之後，他的音樂再也沒有了樂觀積極，而是深沉地與人生、世界和愛情說再見。1909 年完成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最後的幾句唱着「永遠、永遠」，漸漸煙滅於平靜的樂音汪洋之中。第九交響曲經歷歡欣與跌宕，卻在極緩慢的終樂章裏隱藏着再會的訊息。一輪糾纏與否定，最後燈火慢慢熄滅，淡然地完結。這裏面的愛恨交纏，甚至是死神討價還價，不單是把世界完整地說明，而是把人生種種複雜情感都寫在裏面。

他建立了的家，也面臨崩潰。女兒逝去，太太也秘密地與建築師格羅佩斯 (Walter Gropius) 交往。他和她都認為，這段婚姻已變成一個謊話。馬勒就 1911 年從美國回來後鬱鬱而終。

馬勒說自己是一個生於奧地利人中的波希米亞人，一個活在德國人中的奧地利人，和一個到處為家的猶太人。他說自己是三重無家可歸。

馬勒的音樂，常常聽到他避難回童真之時，聽着可愛平靜的大自然、遠處傳來噹噹的牛鈴和靜靜地啼叫的鳥兒。但是，童真之時，也是親近死亡之際。他的家附近就是殯儀館，他家中的兄弟姊妹，八位早年夭折。那些常在音樂中聽到的喪禮進行曲，也是童年之聲。和那些市井的樂隊聲音混在熱鬧的市集，這些聲音就像是現代城市悲喜交集的樣貌。

我們沒有為意，或許只是因為身處在這喧鬧的城市中，習慣了嘈吵。我們未必會像馬勒一般，停下來發呆，靜靜地聽來自四方八面的喧嘩。

馬勒一生，除了童年的家外，總像個漂泊的旅者。1901 年，馬勒譜了詩人呂克特 (Friedrich Rückert) 的詞，寫成了《我被世所遺棄》(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最後幾句歌詞「亡佚世界聲，寧靜我獨活；天堂自在過，唯有愛與歌」，簡潔而恬謐地成為無處為家的馬勒的心底寫照。

這孤寂、遺棄於世的歌，亦是他最動人、最震憾的聲音。

此文章為 「音樂遊蹤」講座系列：德國站講座系列 之專題文章。講座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