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朗克：從心尋找靈性的壞男孩

浦朗克在給友人的書信寫道：「我自知自己不如史特拉汶斯基、拉威爾或德布西一樣會有創新聲音的音樂家。但是，我仍相信用別人的和弦，還能寫到新的音樂吧。那豈不是就如莫扎特和舒伯特一樣嗎？」

他說，假以時日，他音樂中的個性，會顯然而獨特。

浦朗克 (Francis Poulenc) 1899 年生於巴黎的富有家庭，是家中獨子。爸爸是藥廠的老闆，也是一位相當虔誠的天主教徒，而媽媽則是來自一個很有藝術氣息的家庭。五歲時，媽媽教浦朗克彈鋼琴，並很快發現他的音樂才華。可是，他的爸爸卻希望他有正常的教育，所以他一直也沒有入讀音樂學院，而只是跟從老師學習。拉威爾的好友維也斯 (Richardo Viñes) 不單是他的鋼琴老師，更是啟蒙他走音樂路的啟蒙者。後來，他還會跟從高捷連 (Charles Koechlin) 學習作曲。

1917 年，浦朗克寫成了《黑人狂想曲》(Rapsodie nègre)，輕鬆而幽默的風格，令他受到一定注目。他還把作品獻給巴黎聞名的音樂怪傑薩替 (Erik Satie)，浦朗克甚至認為薩替是他「真正靈性的哥哥」。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態度，洋溢於音樂之中。

在這一年，浦朗克與拉威爾碰面。兩人的會面，不甚愉快。拉威爾給浦朗克彈當時還未出版的《庫普蘭之墓》(Le tombeau de Couperin)，但似乎作曲家對這位年輕人的演奏不甚賞心。而浦朗克對着拉威爾批評舒曼與德布西的音樂，更令拉威爾覺得他只是一位輕佻浮燥的年輕人。

浦朗克與拉威爾不快的會面，影響到他身邊的音樂好友，冷淡地對待拉威爾。他身邊有幾位音樂人，經常聚首談天論地，甚至合作創作樂曲。樂評人將這六位好友，稱為「法國六人組」：歐力 (Georges Auric)、杜萊 (Louis Durey)、賀力格 (Artur Honegger)、米堯 (Darius Milhaud)、浦朗克和泰利法萊 (Germaine Tailleferre) 。

可是，這六人除了互為好友之外，他們的音樂風格與理念，都不盡一樣。就連浦朗克自己，也有着風格上的分野。

1923 年，浦朗克認識了古鍵琴演奏家蘭杜夫斯卡 (Wanda Landowska)，成為了他另一位重要的啟蒙者。蘭杜夫斯卡走遍歐洲的博物館，找尋掉棄在館中無人演奏的古鍵琴和古鋼琴，並嘗試以它們來演奏巴赫和巴羅克大師的音樂。她對古樂器的着迷，成為二十世紀的復古運動中重要的動力。

古鍵琴「新奇」的聲音，吸引了浦朗克為它寫成了一部題為《田園協奏曲》(Concert champêtre) 的古鍵琴與樂隊作品。這是他當時最成功之作，甚至令他得到首份報章訪問。「我們（浦朗克與蘭杜夫斯卡）最終達至簡單得令人驚訝的音樂，但同時效果卻是多姿多采的豐富。」

蘭杜夫斯卡也輔導着浦朗克的感情生活。浦朗克暗暗地愛上一位男生，但卻想找另一個童年要好的女孩結婚，以掩飾他同性戀的傾向。蘭杜夫斯卡鼓勵浦朗克勇敢面對，就在創作《田園協奏曲》時，他向他所傾慕的男生寫道：「你改變了我一生，你是我這三十年間的陽光，是我工作與生活的原因。」他甚至向友人公開承認這段戀情。

雖然面對着社會與朋友的壓力，生活也大為改變，《田園協奏曲》卻由始至終是首愉快的樂曲。只是沒有人想到，浦朗克會一直徘徊在興奮與憂鬱之間。

父母雙亡以後，浦朗克拿着他們留下來的遺產，在距巴黎二百多公里的諾澤 (Noizay) 置了一間大宅。雖然他曾經是輕佻的年輕人，但性格上他慢慢變得敦厚。早前他批評過拉威爾，漸漸變為欣賞他。特別是他的歌劇《孩童與魔法》(L’enfant et les sortilèges) 面世後，浦朗克對當中豐富雜陳的風格與奇趣怪異的音色，特別着迷。

1936 年，他的一位好友兼作曲家費萊特 (Pierre-Octave Ferroud) 在匈牙利因着交通意外身亡，而且死狀恐怖。浦朗克忽然驚覺，生命是何等脆弱。同年，他去了法國中世紀時的朝聖地羅卡馬杜爾 (Rocamadour)。這座聖城，建在石灰岩的裂縫中間，教堂建在山壁欴間。十二世紀時，歐洲的朝聖者，包括王帝、貴族與僧侶，以此小城為終點站。而其中黑聖母教堂 (La vierge noire)，則是最神聖的教堂之一。

經過這兩件事以後，浦朗克寫了不少深沉的聖樂作品。當中的音樂，既是嚴肅，和聲上也相當新穎。他將不止一次來羅卡馬杜爾。他的好友兼藝術家貝勒特 (Christian Bérard) 逝世後，他也來過羅卡馬杜爾，並為他寫了一首《聖母悼歌》(Stabat mater)，紀念好友逝去，並將他的靈魂「托付至羅卡馬杜爾聖母之手」。

直至 1940 年代，浦朗克都被認為是一位輕鬆音樂的作曲家，常帶着少年不經意的風流與自在，有時還有點輕狂與傲慢。但是，自從羅卡馬杜爾朝聖之旅以後，浦朗克重新尋覓信仰，向着靈魂的深處進發。他的合唱作品，都有輕鬆幽默之作，但是其聖樂之歌，全都嚴肅動人。憑着他寫動聽旋律的天份，這些聖樂更是真入心坎。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在早段已被納粹德國佔據。浦朗克大部份時候留在諾澤的大宅中，寫過一些支持抵抗德國的歌曲。戰爭過後，他成為一位專心創作的作曲家。他在美國與英國已享有一定名氣，委約與巡迴演出的邀請接踵而至。而最重要的委約，來自米蘭斯卡拉歌劇院 (La Scala)。出版社向浦朗克建議，將加爾默羅會 (Carmelites) 的修女在公爾默 (Compiegne) 殉道的事，寫成歌劇。

1790 年，法國陷入大革命後的恐慌，政府以維持公眾秩序，大量搜捕異見人士，並將他們一一送上斷頭台。連皇帝也可砍的，還有誰不能殺？當時，法國的修院先後被關閉，公庇愛的加爾默羅女修會也不例外。他們離開了修院，卻照常過着修女的生活。可是，在 1794 年，她們通通被捕，被判死刑以後，她們一眾表演合一而鎮定。逐一步上斷頭台，殉道之時一邊唱着讚美詩。

浦朗克的歌劇《加爾默羅會修女的對話》(Dialogues des Carmelites)，就是以這段 1794 年的歷史事件為背景，講述其中一位修女由逃難成為修女，到真正接受信仰、捨身殉道的事。他的音樂，極富戲劇性，尤其是當其中修道院院長被疾病折磨，為着上帝工作多年，卻被上帝遺棄的淒楚呼聲，深深撼動人心。

而歌劇的最後一幕，一位一位修女步上斷頭台，唱着由浦朗克所寫的《萬福女皇》(Salve Regina)。神聖的音樂，激盪的管弦樂，伴隨着下墜的刀聲，將一把又一把修女的歌聲斬斷。最後，女主角的同伴已經相繼死去，剩下她一位獨唱着禱文中「直至永遠永遠」。

最後的一下刀聲，沒有讓她把歌曲唱完。歌劇懸在半空中寂靜地完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大地帶來徹底的破壞。人類以先進的工業與科技，展開有系統的殺戮。科技的進步，究竟為人類帶來什麼希望？浦朗克的音樂，像是當我們面對如此人禍時，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

浦朗克的音樂，不再只是輕鬆寫意，而是直接地描寫現代人的矛盾。《加爾默羅會修女的對話》的首頁，寫上了浦朗克題獻者的名字：為他帶來音樂的媽媽、賦予他音樂品味的德布西、教他創作歌劇的蒙台威爾第 (Claudio Monteverdi)、威爾第 (Giuseppe Verdi) 和穆索斯基 (Modest Mussorgsky)，還有他的另一位愛人。

其實，即使到了晚年，浦朗克的音樂，還有着輕鬆寫意的點子。長笛奏鳴曲的終樂章，青春活潑；雙簧管奏鳴曲的第二樂章，同樣是活力充沛。

但是，他在不同的作品中，都帶點憂愁與悲悽。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歌劇《人的聲音》(La voix humaine)。歌劇只有一個角色，就是一位面臨着男友離去的女孩。女生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電話，燥罵接線生駁錯來電，跟友人訴說呆呆等着對方的電話。到男生終於找到來，她在舞台上像是自說自話，掛念與痴纏，哀求與哭訴，在一個小時間的情緒大起大落。

觀眾沒有辦法聽到男生在電話的另一端說些什麼。正如我們現在一樣，看着人隔着機器之間的交往，只能看到一面的反應。而拿着電話聽筒的她，聽到男生的聲音，又似親密，又是疏離。究竟科技為人帶來的，是幸福還是災難？是更近更快的連繫，還是愈來愈遠的關係？

歌劇在一片懸疑之中完結。究竟女主角是自殺，還是睡去？她是為情所困，還是精神分裂？浦朗克的音樂，為現代人類的生活留下一個扣人心弦的註腳

浦朗克由高傲走到自省，由輕鬆走到嚴肅，既是個人的經歷，也是世界的寫照。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知識，開始可以自己改寫命運，創造財富與豐盛。但是，原來這些知識，帶來的卻可以是世界毀滅的災難。

浦朗克的音樂，雖然簡單而沒有帶來重大改革，卻讓我我們發現人性的特點。我們既是追求快樂，也要尋求意義。我們的生活，既可以是簡單自在，也可以是刻苦自省。我們既可以為別人犧牲，也可以毫無顧慮地把他人殺害。我們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

正如浦朗克的音樂，既是自在而傲慢，也是深刻而謙卑。他大量的作品，顯現出他不同的面向與人性。他留下過片刻的快樂，也留下了歌頌永恆的詩歌。

此文章為 「音樂遊蹤」講座系列：法國站 之專題文章。講座日期為 2017 年 3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