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期講座系列

西方音樂史 — 古典時期——第一講：甚麼是「古典風格」

甚麼是「古典」，哪個時候屬於這個「時期」，是以後的人去理解自己時代的思考方法。現在的創新，追溯回到之前的經典，並視作源流；反過來說，現在的不濟，令人回味以往的黃金歲月，讓人停留在往昔的美好。

2023/2/9

文：胡銘堯

音樂中的「古典時期」，會令我們想起海頓、莫扎特的音樂為這時期的代表。我們會嘗試把這些音樂，歸納出風格上的特徵：典雅、對稱，講求理性與工整。的確，到了十八世紀的後半葉，人們對音樂追求着一種雅緻的風格，而這種追求，與當時的一種「要成為有識之士」的心態掛勾。

要數十八世紀領導着知識份子和高雅之士的國家，當數法國。法語取代了拉丁文，成為外交、貿易等通用的語言；由哲學家狄德羅 (Denis Diderot) 提倡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相信所有知識都會被「包圍」；這部集合全部人類知識的典籍，使用的語言，正是法語。與此同時，隨着路易十四 (Louis XIV) 及路易十五 (Louis XV) 的興盛，令整個上流社會着重高貴的品味，這種對時尚的追求，有着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成為「紳士」(galante)，要有對各種品味的執着：衣飾穿戴、藝術音樂、品格位份等等，都必須稱得上為高貴。當時的德國音樂家馬蒂森 (Johann Mattheson) 在 1713 年出版了一部理論著作，嘗試解釋音樂中的新聲音，是「成為紳士整全而透徹的指引」。當中，他剖析了當時時尚的音樂風格：輕盈而主次鮮明，音樂建基於易聽的動機，並且適當地重複重現，句子結構平均，而且調性清晰。雖然這些音樂，有時會被評為「只為取悅耳朵而寫」而欠缺深度，但是「只有真正的大師，才能瞭解到怎樣運用它們。」

於是，這種稱為「紳士風格」(galant style) 的音樂特色，漸漸在十八世紀普及。其中的平衡、對稱、對比等等的概念，亦可以在不同的藝術中找到蛛絲馬跡。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 (Versailles) 既是金碧輝煌而堂堂典雅，但是不論是結構還是建築細節，都非常對稱。而這種在建築上的工整，源自於古希臘與羅馬的建築結構上追求極度的對稱。亦因此與「古典」——常常用於形容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詞語——扯上了關係。

音樂上的古典風格，其工整對稱，亦見於細節到結構的不同層面。例如，莫扎特的旋律，先由基本的主動機開始，四個小節的一句，平衡着是音量與節奏上的對比；接着下一句，基本上一樣的結構，卻不像「問句」般停留在別的和弦，而是在主和弦 (tonic triad) 中完結，為一個完整的樂句帶來終結。

而段落間的結構，也隨着這種對比與對稱的互動，主旋律強而有力的開頭，接着是柔和的過門，之後主旋律讓路給以另一個調出現的旋律，直至到音樂後來的部份才再度出現。

二十世紀音樂學家兼鋼琴家羅森 (Charles Rosen)，在他的著作《古典風格》(The Classical Style) 中如此形容當時風格發展的進程：

從舊傳統中無關的殘餘物淨化，一直要到了海頓、莫扎特及貝多芬的作品，當時音樂風格的元素：節奏、和聲、旋律等等，才和諧一致地配合，並且以任何程度的複雜性，在音樂中實現當時追求的理想。

莫扎特的 C 大調第四十一交響曲，開首莊嚴的旋律，隨即跟隨溫柔的對比；一句開始，下一個樂句以同樣的姿態，在主和弦上完結。然後樂曲由此展開，小心地帶着不同的對比。這種典雅而工整的風格，成為我們現在理解「古典風格」的核心。

可是，將「古典風格」理解為「追求典雅、高貴、對稱與平衡」的單一目標，其實並不完全妥當。因為，這樣會讓我們誤以為，當時只有一種音樂發展的方向，所有人都向着如此的理想追求；而實情並非如此。

除了「紳士」們追求高雅的音樂以外，十八世紀還流行着討論音樂所能引發的情感。所謂的情感理論 (affekt)，當時亦已經非常完備。同樣是來自馬蒂森，他的著作《完全宮廷樂長》(Der vollkommene Capellmeister) 中，仔細討論音程、和聲、調性與情緒的關係。而巴赫的長子卡爾・腓德烈・以馬內利・巴赫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更是推崇音樂在情感方面的表現力。在 1753 至 1762 年間出版的《論演奏鍵盤樂器的真正藝術》(Versuch über die wahre Art das Clavier zu spielen) 中，巴赫提到：

特別於幻想曲中，鍵盤樂手能夠比起其他人，更能練習自主宣告的風格，由一種情感自由跳進另一種情感⋯⋯這種沒限制，自由的幻想曲，更能表現不同情緒，因為每一個段落，都有自己的推進力；它就像鍵盤上的宣敘調，有完全而無制限的自由度。

而巴赫的幻想曲，的確全無制限：不單樂句沒有平衡與對稱的結構，樂譜上甚至是連小節綫和拍子也沒有，基本上與我們理解的理性、平衡、典雅的古典精神完全相反。

在追求高雅的同時，十八世紀的音樂家，同時探討着音樂的表現力，特別是在表達不同激烈程度的情緒上，有甚麼威力。這種被稱為情感風格 (empfindsamer Stil) 的探索，可謂是另一個並行的世界。

難怪音樂學家帕萊斯卡 (Claude Palisca) 在他與葛羅德 (Donald J. Grout) 所著的歷史書中，當提到十八世紀的音樂品味時，關於雜陳的風格，開首就是這麼一段：

舊的風格漸漸迎來新的風格，新舊卻在同時出現⋯⋯這時代的另一個矛盾，就是雖然有着國際性的大都會主義，但知識份子仍在辯論不同國家中音樂風格的優劣。

CPE 巴赫的幻想曲，卻是全無制限：不單樂句沒有平衡與對稱的結構，樂譜上甚至是連小節綫和拍子也沒有。他認為這是讓音樂情感盡情釋放而必須的自由。

我們以上只討論了兩種表面上相當矛盾的十八世紀音樂理念；還有諸如「洛可可」(rococo) 和「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 等，常與十八世紀音樂掛勾的風格，還未來得及仔細討論。

但是，如果從歷史上探討「古典」的特徵，因着它當時流行着眾多不同的風潮而變得複雜的話，那麼，「時期」這詞語的問題則更多。

不少人認為「古典時期」從 1750 年開始：隨着舊風格守護者巴赫的辭世，歷史迎接了新的階段。的確，在十八世紀後半葉，是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立足的年代，音樂的風格，似乎能歸納到一些源由。

那麼，為甚麼我們可以截然為歷史劃下一道不存在的分水嶺？

對於我而言，那是因着為「古典時期」下個確切的範圍，有助理解之後出現的音樂；當我們認識了海頓的交響曲，我們會瞭解多樂器、多聲部的音樂怎樣在龐大的體系下操作，既可以嚴肅，又可以逗人歡笑；我們瞭解樂章的結構，怎樣由一個有趣的簡單旋律，發展成有對比、有進程的樂章，到貝多芬發展出不同旋律、不同調性間的互相追逐，讓我們可以認識到後來龐大的樂曲如何推演；我們會欣賞專為樂器而寫、毫無故事性的音樂，由貴族的大廳走到公開的音樂會，成為有識之士和追求高雅的人追尋理想的音樂藝術。

也就是說，甚麼是「古典」，哪個時候屬於這個「時期」，是以後的人去理解自己時代的思考方法。現在的創新，追溯回到之前的經典，並視作源流；反過來說，現在的不濟，令人回味以往的黃金歲月，讓人停留在往昔的美好。

而我們所認知的這個「古典」：強調理性與結構，對世界有着科學性的探求與理解，多少因着十七十八世紀間急速發展的科學知識，徹底改變人的世界觀。由宗教主導世界知識的框架，慢慢變成知識由人掌控，人類得以被「啟蒙」(enlightened)。只要有探索求真的精神，掌握適當的知識與學問，世界的真相是打開讓人類全盤瞭解。

1783 年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以「何謂啟蒙」(Was ist Aufklärung) 為標題的文章，在 1784 年 1 月刊登，開宗明義說：「啟蒙是人從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中走出來」。而帶來啟蒙的工具，就是科學和它所帶來的知識。

作為一種抽象的藝術，音樂正好切合這種對真象、對美善的訴求。一方面，抽象的音樂有着工整的結構，從細節到宏觀，都有如一的和諧和統一，這與浩瀚如宇宙的秩序，細緻如空氣粒子的原理，都有着相通而超然的定律。

而後來的音樂，就是建基於這套對「古典」音樂的理解：這裏呈現的，是一個知識的框架，往後的音樂，不論是曲式還是曲種、是和聲還是對位、是結構還是情感，它們種種元素的根基，都來自於這套對「古典」的理解。

所以，我們在這系列的講座文章中，以一個一個音樂的命題，一方面從知識的層面，探求它們的結構和理念，另一方面從它們的來由與當時的人文氣息，瞭解它們與人的互動。因為，音樂藝術的可貴，不單是頭腦上的認知，而且是帶着語言所未能至的領域。怎樣感受古典音樂的奧妙，繫於我們怎樣感受到音樂的活力，以及創作他們的智者們，怎樣以容得下宇宙萬物般的遠象，細緻刻劃人生的種種。

而這個被稱為「古典」的時代，既是充滿矛盾，卻是對往後音樂影響深遠的關鍵。